关于乾隆皇帝搜访遗书的始年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。例如《四库全书》编纂研究的最新著作——黄爱平著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》，就这样认为的，“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遗书，是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初期一项规模浩大的重要活动。这项工作始于乾隆三十七年。”
这样的论述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这其实在有关《四库全书》研究的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所常引用的一条史料——乾隆三十七年搜访遗书的诏谕中，已经说得十分清楚：“朕稽古右文，聿资治理，几余典学，日有孜孜……，是以御极之初，即诏中外，搜访遗书。”只是这一段话，没有为许多引述者引起足够的注意罢了。
那末，乾隆皇帝搜访遗书的始年究竟是哪一年呢？笔者特地翻阅了一下《清高宗实录》。看来并没有白费工夫：发现在乾隆三十七年前，乾隆皇帝下发的有关搜访遗书的诏谕，共计有两道。
第一道诏谕，在乾隆六年正月初四日，是下达给各省的督抚和学政的。其诏谕曰：“从古右文之治，务访遗编。目今内府藏书，已称大备。但近世以来，著述日繁，如元明诸贤，以及国朝儒学，研究六经，阐明性理，潜心正学，醇粹无疵者，当不乏人。虽业在名山，而未登大府，著直省督抚、学政，留心采访。不拘刻本、抄本，随时进呈，以广石渠天禄之储。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三四）从此道诏谕看来，可以得出如下明确的结论：乾隆皇帝下达的搜访遗书诏谕的始年是乾隆六年，这要比一般论述者所认为的乾隆三十七年整整早了31年。
第二道诏谕，在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，系针对御史王应?的奏称的。王应?的奏称曰，“前奉旨，‘令内外大臣公举经学之士。’伏思草莽下士，皓首穷经，人往而书始出，岁久而学乃传，曾不得与今日应选之士，同邀荣遇，可为深惜。请敕下内外大臣，细加搜访，上其遗书，果能斟酌群言，阐明奥旨者，量予旌奖，其书藏诸秘府，以为积学之劝。”对此奏称，朝中大学士、九卿首先进行了公议，大家认为此道奏称，正与乾隆皇帝于九年前下达的搜访遗书的诏谕不谋而合，因而一致同意议复乾隆皇帝曰：“应如所请，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。”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，乾隆皇帝当然欣然批复：“从之！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三五九）
从上述两道诏谕看来，不难得出如下结论：乾隆皇帝当年曾经多次下达诏谕，欲广泛搜访遗书，以便达到“稽古右文，聿资治理”的目的，并不是如一般论者所说，系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，故意耍弄文人的一种骗人花招。
